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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这份“成绩单”，2023年会更好吗？******
文/国是君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经济年报。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0%，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天表示，2022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四季度增长2.9%。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三季度持平。
中新社当天举行“国是论坛：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2022年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展望2023年经济走向。
白明：外贸增速二三季度有望回升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 白明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7%，规模首次超过40万亿元。分季度看，去年一、二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分别超过9万亿元和10万亿元，三季度进出口总值增长至11.3万亿元，为季度规模的新高点。四季度进出口总值继续保持11万亿元的水平。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白明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从轨迹运行上看，2022年中国外贸走势是“M”形：年初增速较高，3、4月份下滑，5、6、7月份反弹，此后逐级下探。这种情况以往并不是特别多见。
他表示，纵向比较看，大多数年份中国外贸不同月度增速不会有太大差距，外贸时而增长时而回落的“M”形走势还不是特别多见，这表明中国外贸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错综复杂。
在白明看来，去年中国外贸整体虽然保持增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忧，如去年12月中国外贸增速只有0.6%，且按美元计12月进口、出口额同比均下降等。此外，如果做横向对比，2022年中国外贸增速虽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却低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中国存在一定替代关系的越南，这折射出中国外贸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他并表示，2022年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同比增长7.5%，低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当然这背后有RCEP还没有对全体东盟国家生效的原因，但这也说明RCEP生效是一个“慢功夫”，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贸易转移。
谈及2023年中国外贸前景，白明认为，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外贸反弹需要一个过程，预计外贸回升可能在二季度、三季度。今后应着力夯实外贸产业基础，并对欧美经济复苏态势保持密切关注。
赵锡军：金融支持稳住经济大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 赵锡军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金融对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的流动性、社融和贷款等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两次降准为实体经济提供超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1.8%，比上年末高2.8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加21.3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36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9.6%，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2.0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6689亿元。
赵锡军表示，因为通胀压力不大，2022年全年货币供应增速较快，但企业融资需求并不充足。2022年各项经济指标波动性较大。社融总体增速6月份开始回落，此后回落幅度较大。宏观和微观在金融领域表现出较大分化，各种各样政策性支持措施出台后，在微观层面落地、被市场主体吸收消化时存在阻碍和困难。社融和信贷在不同月份表现出较大波动性，其中1月份、3月份、6月份和9月份，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投放量较大。
与此同时，赵锡军强调，官方的支持力度在加大，无论中长期信贷、基础设施信贷，还是科技企业、中小企业信贷、普惠和绿色贷款，支持力度都明显加大。央行结构性的工具越来越多，针对性越来越强。融资成本在去年一年持续下降，这和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去年，无论美联储还是欧洲央行都启动加息。
展望2023年，赵锡军预计，包括消费零售在内的各项指标将总体走向平稳，波动性会比2022年降低很多。2023年扩大内需的切入点是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和提振发展信心。2023年，地方政府要重点考虑债务的可持续性及风险可控，中央不会对地方债务兜底。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流动性要跟去年一样合理充裕。
王军：当下需要改革、牛市和企业家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王军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短期影响需要时间进一步修复，只要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未来中国经济前景依旧可期。
谈及今年中国经济形势，他认为，核心在于增信心和稳预期，可通过三方面工作扭转预期并改善三重压力问题。
一是当下迫切需要改革。2023年改革的核心是继续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部分领域要素价格扭曲的局面彻底地扭转过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落在实处。
二是需要牛市。资本市场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意义已不再局限于简单融资市场或者投资市场，而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也是激励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市场，同时也是短期稳预期、稳投资、稳消费的市场，需要发挥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作用，把市场搞活。
三是需要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要勇挑重任，勇于创业创新，勇于拼搏奋斗、开拓市场，为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带来更多信心。对此，政府也应在政策、制度、法律、舆论等层面给予企业家更多支持和鼓励。
王军还表示，目前，中国需要尽快将经济增长恢复到潜在增速水平，以提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若未来中国能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大家同声共气往前闯、干事业，相信经过“休养生息”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可期。
宗良：从三方面科学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 宗良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应从三方面来科学地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第一，这是多重压力背景下实现的较好增长。如果从全球经济比重来看，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是16.33%，2020年是17.4%，2021年17.7%，2022年保持了基本相当的比重。“从这些方面看，这三年中国经济是不错的，取得这个增长速度很不容易。”
第二，三大需求呈现“东边不亮西边亮”。这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也是下一步发展的基础。
第三，中国有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体。宗良称，按照IMF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是极少数增速超过2022年的经济体。而据上述分析，中国消费大幅度回升应是大概率事件，消费不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也为全球有关厂商提供有利发展条件。
宗良还提到，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会给相关外商外资带来较好的发展条件，让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达到公平竞争，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宗良认为，中国较为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疫情防控的协调问题，这为2023年经济增长奠定了很好基础。预计今年经济增长从现在开始触底回升，一季度有所回升，二、三季度增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赵萍：消费拐点已经出现将逐渐回稳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 赵萍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全国网上零售额137853亿元，比上年增长4.0%。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及复工复产，疫情对商业、服务业影响非常大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景气度回升是必然趋势。“我认为中国消费的拐点已经出现，并且将进入上升通道。”
她提到，中国消费者线上消费习惯不断强化，线上消费占比持续提高。而在线上消费实现较快增的同时，线下一些业态，特别是保障类业态增长态势非常稳健。
面向未来，赵萍认为，中国消费市场基础很稳，从各季度、各月份走势来看，持续上升是未来大势。今年全年消费大势应该是逐渐回稳，前景广阔。
赵萍同时提醒，在消费市场回升过程中，对商业企业来说，要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加强内外贸融合、加强跨产业融合；在服务对象上，既要关注有更多创新意识的“Z世代”消费者，同时也要注重老龄化社会带来新的消费机遇。
倪鹏飞：房地产经历深度全面调整，正接近合理区间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倪鹏飞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2022年房地产各项指标全面下行，但房地产没有“失速”，下行过程中是有波动的，有时候速度放缓。他认为，去年房地产经历了深度全面的调整，但绝不是“硬着陆”了。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的区间。
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2895亿元，比上年下降10.0%。从销售端来看，2022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35837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24.3%；商品房销售额133308亿元，下降26.7%。供需两端均相对疲弱。
倪鹏飞认为，对于楼市调整要辩证地看。最近十多年来，房地产高位运行是不合理的、不可持续的。房地产调整也是前期政策意图所在，不过，受到外部冲击叠加，调整加深。楼市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带来一定风险，如果风险能够得到较好控制，逐步释放，那么总体上，房地产调整其实是积极的。
他指出，从总量上看，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区间。由于一些长期变量，如人均住房面积、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房地产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高位增长了，“我们预判，未来十年房地产以及住房新增部分规模在10亿至12亿平方米左右，匹配相应房地产投资规模”。
对于当前房地产风险，倪鹏飞认为，房地产局部风险得到了控制，但是隐患尚未消除。当前，房地产供求形势是向好发展的，这为控制风险提供了条件。2023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冲击，房地产总体走势将是波动性弱恢复，不可能也不应大幅度增长。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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